“观念与制度的近代转型”专题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年）——对国共两党组织体制的比较分析
（照片为作者本人提供）
解鸿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刊于《社会》2023年第2期
摘 要：本文从国共两党对战后东北接收方案的比较入手，通过考察双方对区域工业遗产作出回应的具体策略及过程，揭示两党在接收中的不同组织困境以及各自的克服之策。复员和动员分别是国共两党在各自区域内的基本组织逻辑，而“条”“块”间的冲突与“统”“分”间的张力则是二者分别面对的结构性困难。在美苏对抗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国民党坚守城市和铁路线，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接收要员发挥空间受限；中共虽退居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但能接续既往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并促发军政和财经干部在组织上的创新。对东北的接收方案的差异既是两党利用组织原则应对地缘政治和区域制度遗产的体现，更折射出各自建国方略上的差别。从组织体制上来说，东北的接收恰恰是中国国家建设在20世纪中叶的转折点，其所激发出的政党在组织上的创制提供了由战时走向建政的组织上的转化机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战场的战事基本结束，接收问题随着被殖民地区主权的恢复而受到关注。东北地区有别于关内各地，当地因日据时期建立了完备的现代重工业体系而对国共两党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建国史研究对东北的分析常常将其视为内战率先爆发的区域，因此在军事和战争史中以“战区”对此加以研究（刘统，2017）。不过，尽管国共两党对东北的争夺在军事上的胜负已有定论，但战事上的得失并非这一时期两党活动的全部。实际上，在战事白热化之前，有一个国共双方在接收东北上的角力环节（于衡，1984；林桶法，2003；金冲及，2006），只是国共两党对于日据时代工业遗产的争夺及其结果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为军事上的对抗所掩盖。“战后接收”对国共两党来说都是新问题，需要组织上的创制或更新才能完成，长期革命所确立的组织原则通常会被视作接收方案的决定性因素。1945年上半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七大”）和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体现了两党对战后中国的基本构想（金冲及，2012：643-648）。就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内政治形势而言，国民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则是在野党，但细究中共七大的各项报告及决议可以发现，在战后东北建设的设计上，国共两党都有将其视作建国基础的战略构想，极力要将其纳入治理范围中。若进一步考虑东北与关内隔离14年的殖民史和日本宣告投降的突然性，两党面对东北的陌生处境是相似的。就此而言，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比较国共两党接收东北的成败，而是要重点比较两党落实接收方案的过程。换言之，本文试图证明，政党的组织原则决定了接收方案的起点，但并不构成战后接收的全部。从社会学的宏观组织角度来看，东北既是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又构成一个复杂的区域政治经济体。以区域政治经济的观点来审视战后东北及其接收过程，有助于廓清国共两党落实接收方案的过程，进而理解两党在治理方略和组织化手段上的异同。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都是地缘竞争的焦点之一。在二战后期，苏联与美国对东北亚地区利益的共同关切和二者日趋明朗的对抗局面直接影响了东北战后接收的进度和走向。与美国致力于推进政治谈判以在外交和经济上施加压力不同，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制约更具内生性。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国共两党与美苏的关系皆不牢固。两党对地缘政治的回应及其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划定了接收中政党组织运作的空间，并通过对日据时代制度遗产的处置反映出来。
有研究者曾将国共两党对东北的接收理解为前后相继的对工业企业的整理和重建（Zhao，2015）。但在二战甫定的时候，国民党拥有的管理城市和工业的人力储备、组织架构及经验都是共产党所缺的。而共产党却在军事获胜后较为迅速地管好城市和工业，并在东北率先开展工业恢复和建设。此前没有染指东北工业建设的共产党为何能高效地完成这个重要的战略转折？显然，解放战争的军事后果并不足以解释区域接收的机制，也不能解释此后中共复兴东北工业建设格局的高效性。总体而言，本文将探讨政党（国家）的组织原则如何回应区域的地缘政治和制度遗产，展现国共两党战后接收方案面对的诸多变数，并据此考察两党组织原则的调整及组织体制的生成。本文认为，作为政治经济过程的“接收”，首先需要从较为狭窄的“军事对抗”和“城市接管”的视角中解放出来。接什么、谁来接、如何接这些战后接收的基本环节，折射的是政党组织原则的运用与调适。而恰恰是在回应接收区域的地缘特点所带来的种种挑战的过程中，组织原则完成了对政治经济传统的嵌入，作为建国方略核心的组织体制得以初步生成。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割据”的根据地政权向全国性执政党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基于对此问题的关心，美国学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了大量关于城市接管的研究。所谓“接管”指的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接手并改造城市的过程。魏斐德曾将傅高义（2008）、李侃如（Lieberthal，1980）、高峥（2019）所作的研究视作该议题的代表作。虽然这三项研究跨度近三十余年，但都关心中共如何打破缺乏城市执政经验的局面进而接管作为区域核心的城市。三位研究者分别从政治秩序、社会改造、文化调适的视角分析了中共接管广州、天津、杭州三座城市的历史。傅高义（2008）将中共接管广州的困境归纳为构造一种“政治主导生产”的新秩序：一方面，广州长期远离北方权力中心，商业传统悠久，地方主义倾向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其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由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以行政手段强化政治控制优先于经济现代化转型的方案。而天津则呈现出产业与社会组织形态上的“二分”特性：一方面是受西方外来冲击形成的现代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是本土发育的传统城市结构（Lieberthal，1980：8）。李侃如（Lieberthal，1980）指出，脱胎于农村根据地的激进革命路线难以有效回应天津的社会组织形态，中国共产党因此调整了“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策略，转而以“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造来实现其目标。高峥（2019：237-242）的研究发现，如何处理“革命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是中国共产党在杭州面临的基本问题，因为杭州拥有发达的地方文化却无革命传统。农村革命的意识形态遭遇城市商业文化后导致的失调，使接管的南下干部陷入治理困境。由此，杭州城的改造和建立革命新秩序的进程表现为革命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策略性互构。总体而言，接管史研究一方面看到了接管大城市尤其是区域中心城市是共产党从农村根据地走向全面执政的转折；另一方面，其认为接管城市给此前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带来了挑战，是共产党需要克服的困难。不过，受限于“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分析视角和构建典型个案的意图，研究者们更为关心城市史与革命路线结合的历史时刻（罗威廉，2014），在分析中凸显的是城市的差异化特征给中共带来的挑战，继而将城市接管解读为带有权宜性的过渡策略。这一解释路径对中共革命和建政的组织原则理解比较单一，很容易忽视在城市接管中生成某些组织方式与制度逻辑的可能（符鹏，2017；于之伟，2020）。
而在另一批研究者那里，“国家—社会”的分析视角丰富了对城市接管中革命政党组织运作的理解（周杰荣、毕克伟，2011；田圆，2020）。此类研究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接管视作共产党“胜利的困境”，着重讨论了政党的中低层代理人与已有社会力量的互动过程（高家龙，2011；周锡瑞，2011）。与之呼应，国内的近代史学者也注意到了大规模政治动员对城市秩序的潜在破坏（李国芳，2009；吴珂，2010），并进一步提出要将“接管”与“改造”视作一体两面的组织过程，挖掘“重大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以及社会变迁的深层状态”（林超超，2011：157-162）。引入“国家—社会”框架虽然补充了“农村—城市”秩序的二分，但对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有很大的预设，极容易错过对现代国家生成中政党组织运作的考察，而直接进入对社会治理的讨论中。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自北向南推进的接管是以东北地区为起点的，相较于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之后的城市接管，东北的战后接收更鲜明地体现了共产党从战时走向建政的转折，而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要超出此前对于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探讨。如前所述，以城市史入手的研究路径不足以揭示政党在革命与建政的连续谱中组织运作的转化机制。因此，本文试图引入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分析视角，将“接管”嵌入中共组织原则及建国方略的一环，深化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社会学认知。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趋势加重（孔飞力，1990），军权的抬头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党政治的一大特点，革命的内涵逐渐包含了政党、政权和军权的统合与平衡。政党在处理党政军关系的过程中，从其性质出发，以其纲领为基础，逐步形成了革命政权及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策略与原则，即本文所谓的“组织原则”。
政党的组织运作一直是党史与革命史研究的核心议题（王奇生，2001，2007，2018；黄道炫，2018，2019，2021；应星，2018a，2020a）。同属近代史上激进革命政党的国共两党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国民党沿袭的是政治革命路线，看重军事斗争；共产党另辟社会革命路径，重在发动工农”（应星，2018a：12）。因此，国民党的组织困境在于长期徘徊于“以党治军”和“以军控党”之间，其组织原则的核心是处理党权与军权相争的问题（王奇生，2007）。而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后长期处于边区割据状态，中央与地方在对根据地的有效动员与控制上常常存在分歧，因此组织原则以处理“集权与分权”问题为核心（应星，2020b）。由此可见，革命道路的不同直接影响激进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
对政党组织原则的关注扩展了对两党能动性的认识。部分研究者通过考察政党的组织形态、组织文化以及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来揭示政党的组织运作机制（王奇生，2018；应星，2018b；黄道炫，2018，2019；陈默，2021）。另一批研究者则指出，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构成了政党建构其组织原则的外部条件，国共两党应对变动的国际关系的策略也不断刺激二者在内部进行组织上的调整和创新（柯伟林，2006；杨奎松，2012a，2012b；沈志华，2013；邹谠，2016）。
以上对政党组织原则的讨论，拓宽了建政问题的时间性维度，展露出政党组织运作的连续性和变动性，为突破接管史研究的权宜性视角提供了启发。不过，党史与革命史研究对组织原则关注的重心是革命时期，而政党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政建国，就此而言，政党由建政向建国的过渡机制仍旧是晦暗不明的。
需要注意的是，政党组织原则中的建政向度是一个新的政治组织维度，并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动员来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打造的组织形态，在制度源流上提供了串联起帝制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线索，这在社会学的单位制和行政发包制研究中已经得到阐发（路风，1993；周黎安，2014；应星，2020b）。不过，学界既有的讨论都更重视国家治理体制中“全国一盘棋”的一面，而未对区域间的差异予以太多关注。同样，大量现有的研究也较少将政党的组织原则与地区传统联系起来。但对于本文关注的战后接收而言，区域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事实上，早有学者关注到东北在战后国共两党争夺中的重要地位（汪朝光，2010）。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关注两党在该区域的战和决策及其对军事得失与国家命运的影响（汪朝光，1995，2016）；二是考察两党对于以美苏关系为主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回应如何左右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沈志华，1994；杨奎松，1999）。就此而言，国共两党在战后的筹划及行动，不应仅被视为在战时与冷战格局的有限活动空间内的应对之策，而是与各自长期执政或革命的经验密切相关。不过，上述研究重在讨论外在于政党的组织建设及军事力量因素如何起作用，国共两党在接收东北时的地缘政治和组织特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学考察。因此，将两党的战后接收与各自的组织原则及建国方略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结构性逻辑。对此，引入社会学关于“组织体制”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考察战后东北地区接收的社会学意涵。（三）组织原则和“组织体制”研究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东北的经济水平及产业体系在20世纪上半叶得到迅速发展，但其城市和乡村皆不成“社会”，即不存在扎根于地方、共享一定的历史或文化、高度组织化的社群。东北的发展相当仰赖于流动的人（关内移民）和物（外国资本的注入），呈现为块状分布的产业集群。换言之，近代东北的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和产业形态上的，而非国家体制上的（姚永超，2015）。战后接收是国共两党在政治上改变日据东北地区的起点。回看20世纪的中国，工业化其实是国共两党建国方略的核心关切，就此而言，东北的战后接收可视作政权建设的关键一环。有研究者指出，正是共产党在战后几年于东北区域内成功的组织运作，为其建政道路的推进做了铺垫（Levine，1987）。而理解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失败或可由此入手，在军事胜负之外，给予组织过程以更深入的理解。如前所述，尽管政党的组织原则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成型并趋于稳定，但其运作总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受限于既有的结构性条件（王奇生，2001；应星，2020a）。建政的核心其实是将政党的组织原则再植入区域制度遗产的过程，而考虑到近代东北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核心位置，我们特别需要在区域的地缘政治动力中理解战后接收的体制生成过程，继而理解国共两党建政方略的区别。对此，社会学的组织体制研究在革命史研究之外，带来了另一个认识接管过程的理论视角。所谓“组织体制”，通常指的是现代国家在产业演进的历史中，以特定区域或行业为起点，逐渐发展出的对人、财、物进行调配与整合的主导性组织化制度，它通常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传统相关联。和国家相互嵌套的工业化进程是讨论组织体制的经典题材（道宾，2008；Herrigel，1996；Perrow，2002）。不同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异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是组织体制研究的一项核心议题。对此，部分研究者以国别为分析单位来比较工业制度，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来解释国家间产业政策的差异（道宾，2008）。而不同的政治经济传统落在组织层面，虽然会演化为各异的组织形态、人员构成及其运行机制（西伦，2010），但在每一个国家政体中都表现出连贯性。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国家治理的制度框架与区域工业秩序常常是互相塑造的关系，单一国家内部的工业转型并非同步同向的（Herrigel，1996），而制度变化的动力和组织运作的弹性空间就来自于现代国家内部的区域差异。因此，在“国家之下”的分析层次上来理解统一的国家体制与差异化的区域产业状况，有助于揭示产业组织的运作机制（Herrigel, 1996；Hurst，2004）。
概言之，社会学的组织体制研究认为，工业体制的生成既非国家预先设计的，亦非区域间同步同向的社会转型，而是与国家体制同步生成的。此类研究的“过程”视角提醒我们，看似静态的结构化体制皆有其动态发展的过程。而人、财、物的组织化原则及治理逻辑的形成，都关涉到对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制度遗产和区位特点的回应。具体而言，资本、劳动力、技术手段以及组织方式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的特定组合，常常可被视作组织体制创生的起点（Perrow，2002）。而区域间工业体制上的差异，可追溯至地方性的组织基础及其产业在工业化起点上的不同，还可能与历史上的战争遗产相关联（Herrigel， 1996）。组织体制研究的另一个启发是对国家内部区域间差异的关注，这刚好呼应了抗战史研究近来对区域问题的重视（袁成毅，2016；吴敏超，2021；刘宗灵、应星，2021）。有学者在以省域为界的行政区划与以军事争夺、控制为基础的战区划分之外，提出了围绕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文大区”概念，并指出“东北大区崛起为解放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战略支点”是地文大区战略布局最主要的变化 （应星、荣思恒，2020）。不过，这种“地文大区”论更侧重于一系列革命要素在革命进程中的地理分布及其影响，区域的特点及差异更多被置于革命动员的问题域之下进行讨论。而战后接收作为政党由革命走向建政的历史节点，其区域特性或可与政党建国的总体方略联系起来，继而对东北作为中共根据地和“共和国长子”之间的制度衔接点予以解释。因此，本文力图突破此前由军事动员和城市接管等框架带来的限制，尝试在厘清区域的制度遗产之后，将战后东北的接收视作由战时向建政转化的机制来考察。在这一视角下，东北地区既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前沿，也是中共行政大区建设的开端。已有的研究提醒我们，要以政党由革命走向国家建设的过程作为问题域，考察其组织原则如何嵌入区域内的制度遗产中，又如何应对急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进而厘清其早期组织体制的生成过程。
拉铁摩尔（Lattimore，1932：117）将20世纪的东北地区视为“亚洲动荡的摇篮”的着眼点是，对开发控制权的争夺在日俄战争后替代“主权”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的关键问题。伴随着铁路时代的到来，西方的影响方式从商品贸易发展为外国资本直接投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殖民经济使东北地区开始与内地分离，日俄分别控制着“满洲铁路”的一南一北，东北地区在日本侵占之前就已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彼此倾轧中（拉铁摩尔，2005）。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东北的殖民经营（特别是工业营建）凸显了拉铁摩尔所提到的开发权的重要性，也强化了主权与开发控制权在日俄战争后的分离状态。二战之后，战败的日本表面上退出了地缘竞争，其和伪满洲国共同形成的制度遗产却是接收东北的国共两党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回应这个制度遗产是两个接收方案的第一个分叉点。不过，国共两党并不是直接面对制度遗产，而是在由美苏关系主导的区域格局中提出自己的应对之策。美苏两国均将东北纳入各自战后区域秩序的战略构想及具体操作中，这成为国共两党接收东北必须面对的中间变数。概言之，国共两党对东北在日据时期的制度遗产各有政策上的判断，但这种判断必须将战后美苏的地区介入以及两党与美苏的关系模式包括在内。充分认识两党的接收方案如何奠基于这个历史前提之上，才能理解两党可能运用各自组织原则的空间，并进一步通过对比来廓清中国共产党在区域内建政的组织体制的生成机制。（一）伪满统治的制度遗产
日本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初即将其定位为优先发展的工业区，最大限度地对其进行开发和统制（高柏，2008）。日本“对‘满洲国’之指导，现制为隶属于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内部统辖之下，实质上主要通过日系官吏贯彻执行”（“满洲国”史刊行会，1990：350-351）。在伪满统治的14年间，总务厅担负起管理人、财、物的责任，并“统一掌管关系伪满基本国策的规划及其制定”（霍燎原，1993：127-128）。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大量改革派官僚赴伪满参与建政，借鉴德国的战时动员体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意在将东北开辟为一个域外的新型殖民试验场（Young，1999；Mimura，2011）。“七七事变”后，日满一体成为新的主导思想，《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旨在为日本和伪满的经济发展建立最必要的重工业，吸引国内外的工业资本，并在国家控制下最有效地调动起经营和技术力量。然而，随着1941年日本全面卷入二战，战时动员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日据末期的东北成为领先关内地区的工业大区，其区域工业形态呈现出“以铁路线为骨架、南工北农”的格局。日伪政权一方面以“满铁”的资源调查为基础，确定煤、铁等资源的区位，以铁路串联起基于生产分工而起的重工业区；一方面以长春为中心，依靠铁路线由南向北串连起旅顺、大连、丹东、奉天（今沈阳）、吉林、哈尔滨等核心城市。依托铁路系统而兴的工业城市主要分布在南部，北部则是广袤的农村及大量未开垦耕地。出于发展重工业的基本目标，伪满当局对工业和农业均实行统制，并在二者之间搭建了资本和劳动力输送的通道。资本的输送依靠的是农业的商品化，以粮食贸易为代表，而劳动力的输送则主要依靠日本殖民当局的移民计划。随着日本移民大批进入东北，国境线一带的土地经历了新一轮的兼并。日本在东北长达14年的“经营”，最终形成了以农补工的区域内产业链条和城乡分割的基本区域形态。总的来看，“日满一体”和“东亚共荣”的观念在伪满洲国贯彻的14年间，大规模产业开发的现实要求使伪满始终没能脱离日本而获得单独经营的空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伪满亟需转化为一个便于战时动员、为军事目标服务的体制。经济统制将内外资本、关东军和技术官僚综合在一起，使伪满洲国的体制更加单一化，并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目标而强制将区域经济和产业的开发统一到国家体制的轨道里。因此，日据时代的工业遗产和军管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此种体制构成了战后接收者必须面对的制度遗产。（二）战后接收的地缘政治：东北作为美苏对峙的前沿
从表面上看，战后接收东北是国共两党消化日俄殖民历史遗产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又深受美苏对抗局面的制约。理解此一时期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线索是考察在美苏对抗逐渐明晰化的局势下，国共两党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态度与行动对其争夺东北会产生何种影响（杨奎松，1999；薛衔天、刘成元，2005；徐勇，2007；郝江东，2018）。战后初期，美苏以避免再次卷入战争为前提，对战后东北亚地区的控制权展开争夺。但需要注意的是，两国各自在地缘利益上的牵扯程度是不一致的：对苏联来说，东北是“生死攸关”的战略要地，其核心关切是主导东北重建，清理一切潜在的“反苏”因素是处理与国共两党以及与美国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美国虽然先后协助国民党运兵关外和推进国共在东北的政治谈判，但其首要利益在欧洲，加之已独占对战后日本的处置权，因此美国以东北区域内的和平为底线而在国共之间调处，以制衡苏联（杨奎松，1999：16；邹谠，2016：317-318）。此外，尽管在战后初期，美苏一致认为中国应成为统一的“大国”以确保东北亚的稳定和繁荣，但相较于美国坚持“有限援助”、以政治谈判的方式介入国共关系（邹谠，2016），苏联则把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作为与国共两党打交道的首要考量（沈志华，2013）。因此，虽然国共两党夹在美苏之间，但苏联对战后接收的影响更具变动性和内生性。综上，接收东北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日本殖民统治后的体制遗产，即东北作为工业区，其运转依靠的是统制经济下农工和城乡配合的机制；二是东北作为国共争夺的核心地带，同时也是地缘政治的前沿，苏联在东北地区的强势影响构成了国共处理区域政治遗产的重要前提。由此，接收东北从一开始既是对一国内政的整理，又受到不同力量的影响。（三）在地缘政治中面对制度遗产：国共两党的反应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根据中国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作为中方的受降代表开赴东北进行战后接收。与此同时，身处延安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将东北视作必争之地，筹划调兵遣将北上，力争凭借地理上接近东北的优势，先国民党一步接收东北，以获得“背靠苏联”巩固的根据地，逐步向南发展。两党都希望凭借东北的工业遗产来夯实自身的实力，以便在此后的军事争夺中占得先机，进而为日后建政及工业化建设打下基础。然而，苏联军队出兵东北后滞留铁路沿线及大城市的事实，率先对国共两党的接收构成了阻碍。苏联因出兵东北而主张自身在东北战后重整上的优先地位（杨奎松，1999：12-13），但“将东北划入势力范围”的目标又需要国民政府的配合以及美国的合作。正是苏联在前期与国共交涉中摇摆不定的态度，使国共两党同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中。如下文所说，两党在战后初期表现出的接收路线之分歧都是这一进退不定局面的证明。1. “主权”与“复员”之间：国民党对地缘政治的回应
国民党的接收方案最初有两条线索：一是以主权问题为核心的行政接收，即把长期被殖民的东北在行政规划上予以重新安置，重新将其纳入国家体制中；二是基于东北的开发史而制定的经济接收，即以复员为目标，尽量完整接收日本在东北建成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利于战后国力的巩固。东北行营是国民党设在“前方”的接收代理人，统管区域内军政、经济、外交事务（见表1）。在接收之初，国民党高层对于接收东北所牵涉的地缘政治局势有清楚的认识，但对如何作为主权国家完成接收则迟迟没有定见。
行政接收需要军事力量的配合，如何把部队送到东北是国民党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然而，东北光复时国民党精锐部队仍在西南一线作战，未能及时北上。自1945年10月开始，熊式辉等人与苏方几次协商军队登陆地点及运兵方式，皆未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国民党党务在东北的开展也遭到苏方的强力干预。苏军在10月25日以反苏为由，封闭了东北党务专员办公处吉林省党部，并要求停止一切活动。蒋介石于次日指示，“东北所有党部人员，一律归该主任（熊式辉）负责指挥监督……各地党部停止一切活动”。与行政接收遇阻相对，苏方对于经济合作却表现得十分积极。国民党的经济接收主要由张嘉璈领导的经济委员会负责，接收前期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日据时期遗留的产业”（栗国成，2003）。苏联将日本在东北拓殖及产业开发的本质认定为“反苏”，因此将该区域内所有日本人参与投资和兴建的产业视作敌产，主张用其抵消苏联出兵东北及在此驻军的军费，遂向国民党提出“组织一中苏合办的股份公司，统管东北的重工业企业”。苏联与国民党围绕“如何定位日伪经营的工业遗产”这一问题展开的交涉和博弈，将行政接收和经济接收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凸显出来。对于中苏间的经济合作，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二人的态度可代表当时国民党内部“国家主义派”的看法，即以主权接收为先、经济接收在后。在接收前期，苏联在海陆两端不仅未能提供协助，反而极尽拖延之事，因此国民党“后方”官员大多对苏联之立场予以质疑。同时，国民党方面还意识到，无军队保障的行政接收仅是徒有其名，而“中苏合作”式的经济接收也与其“将东北与内地工业密切联系”的设想相距甚远。与之相对，张嘉璈和蒋经国二人则是“经济优先派”的代表。他们虽然并不认同苏联提出的经济合作方案及“战利品论”，但考虑到中共部队已经进入东北且兵力不断扩张的现实，加之在“前方”体认到对苏关系的亲疏会直接影响接收的推进程度，因此主张先恢复东北的经济，认为政治和军事的问题可随之化解。上述分歧在表面上看是国民党高层内部关于“行政与经济接收孰先孰后”的意见之争，其实质则是国民党将战后东北视作“政区”而非“工业区”的建国方略与苏联所倡的“经济合作”方案之间的张力。苏联的方案实际上是要延续东北在日俄统治时期“主权”与“开发控制权”二分的局面，意图通过经济合作直接参与到东北后续的经营中来，如此既可清除东北亚的威胁，也可在此获益。然而，随着1946年2月英美两国单方面公布了《雅尔塔协定》，苏联要求外蒙独立及吞并旅大地区作为其港口等内容公开，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苏浪潮。加之美国积极协助国民党空运部队至东北地区，苏军迫于压力撤离东北全境，其与国民党的经济合作未能成事。
总的来看，东北的战略重要性将战后中苏两国潜在的矛盾凸显出来，并催化了国民党内部在接收方案上的分歧。军队登陆和经济合作是国民党与苏联交涉初期的两个核心事项，但“双重接收”的筹划在美苏对抗的局面下彼此龃龉，不可能同步推进。身处地缘政治前沿的东北行营定位相当暧昧：名义上统管“前方”的军政和经济事务，实际上既要兼顾身处“后方”的国民党高层的意见，又要与由行政院派驻的各部会代表协同决策。国民党军政体制间的竞争关系加深了美苏地缘竞争对接收走向的影响，导致前方代理人始终徘徊在不同的接收方案之间，使得理应迅速完成的战后接收难以推进。2.“城市”还是“农村”：中国共产党对地缘政治的回应
战后初期，东北复杂的地缘局势同样给中国共产党的接收带来挑战。如前所述，国民党面对较大的主权压力，但相应地，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也面临着合法性的压力。需要看到，在二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同盟关系并未形成。苏联在国共两党间“左右逢源”，引发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内部长达半年的根据地路线之争。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次日晨，百万苏军即从东、北、西三个方向进入东北。中共中央迅速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命令，派部队和干部北上。此时，中共最关心的是部队在东北的发展前景及苏军的态度，于9月初率先抵达的曾克林（1997：111-112）称，已从苏军手中接管许多重要工厂及仓库，扩军迅速，而苏军仅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可派大量军队及干部配合接管中小城市及乡村。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听取汇报后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并迅速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统管东北接收的全部事宜，由彭真任书记，前往山东途中的林彪也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并“将原本计划从延安等地派到中南华东的部队和干部一律改派至东北，并准备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到东北”（曾克林，1997：114）。共产党部队进入东北后，因国民党精锐部队远在西南，无法迅速北上，初期的形势非常有利。但在中共干部和部队大规模向东北集结的同时，国民党联合美国以中苏条约向苏联施压，在此局面下，苏联一改先前的“放任”态度，于11月底强硬要求中共部队限时撤出所有的大城市及铁路沿线。苏联态度的转变即是中共面对合法性压力的体现。对此，身处东北的中共干部并未迅速达成一致，而是存在两种意见：以彭真、李立三为领导的政工干部力主继续坚守南部，即便不能接收城市，已集结的大批部队也可围绕铁路线展开斗争；而以林彪、黄克诚为代表的军事干部则主张率先在农村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以便为军事作战提供有力的后方支持（孟醒，2013：12）。上述分歧或许可以归结为革命时期党内就长期存在的农村与城市路线的争论，但考虑到战后东北的具体环境以及党内在中共七大上对此区域的设想已达成一致，那么这种差异就更应理解为由地缘政治的迅速变化引发的对东北形势判断上的差异。以彭真为代表的路线实际上是对中共七大所确立方针的延续，即接收东北最具价值的大城市及铁路沿线，而曾克林等带回延安的“东北形势大好”的消息，无疑强化了中共中央对占领东北的信心。然而，相较于彭真和陈云等人于9月下旬直接由延安经山海关迅速抵达沈阳的路线，林彪、黄克诚等则从冀中和苏北行军北上，分别于10月29日和11月25日抵达，行军途中的见闻及抵达后的形势变化直接促使其主张放弃占领大城市。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由延安抵达沈阳的高岗、张闻天一行的态度或许可以印证这一点。
不过，尽管中共中央于1945年12月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指明东北局的工作方向是远离交通线的广大农村，但直到1946年6月四平战役后，林彪才接替彭真担任东北局书记，统领党政军事务，彭真则任东北局二把手。而在1946年7月召开的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后，东北局才彻底放弃铁路沿线及大城市，转入广大农村地区开展剿匪、土地改革等工作。会议通过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明确提出要“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思想混乱”。至此，东北局上下对于“军事还是政治”和“城市还是农村”这两个问题给出了定论，接收东北初期中共干部间的“路线之争”也告一段落。这个接收路线分歧的解决对中共接收东北的意义重大，本文将在第五部分予以专门讨论。如此看来，国共两党在接收之初都明确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压力：国民党作为中方的接收代表，在面对苏联拖延撤军和经济合作的要求时，主权斗争的压力最终导致其与苏联关系的破裂；而中共虽然凭借地理上的邻近优势率先派部队进入东北，但一边受制于苏联斡旋于国共之间带来的不确定，一边在合法性压力之下，身处“七无”的尴尬局面而难以站稳脚跟。因此，国共两党都不得不调整各自的接收方案以应对上述的压力（见表2）。
在苏联于1946年初撤军时，国民党的占领区仅止于东北南部，其实际上已失去了以政区规划东北的可能性，从而被迫转向以经济区接收的方向来布置方案。共产党则在被迫放弃大城市及核心工业区后，转向农村和中小城市，沿袭以往的根据地路线，进行土地改革和支援作战。在这个地缘政治空间下，两党在实地接收中的政治能动性则更明确地取决于各自组织体制的发挥。而正是上述“不得已”的选择，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东北经营战略的转折点。如前所述，日据时代的体制遗产是未能实现的政区构造和相对成功的工业区建设的结合，国民党的接收筹划始于一个二元的结构，理应顺利地与之对接，但在地缘政治之下仅能以接收工业区的方案继续推进。然而，以占据铁路线及城市大工业为目标的接收方案恰恰在此后被放大成软肋，在区域秩序混乱的情况下难以维续。随着美苏两国在地缘政治中相继退出，东北再次沦为战区，国民党组织内部军事挤兑经济，最终以工业接收为核心的区域经济方案走向失败。（一）条块与悬浮：国民党接收的组织与人事
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特设东北行营统管区域的接收事务，下设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分别由熊式辉和张嘉璈任主任。政治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主要是东北籍的随迁军政要员和熊式辉主政江西时手下主管民政的官僚，而经济委员会则由行政院各部委任的特派员组成。因局势复杂，外交事务由蒋经国担任外交部特派员，其虽在建制上直属行政院，但实际上与熊式辉、张嘉璈一道作为东北区域内外交、军政、经济的实际负责人。从接收机构的人事安排来看，区域最高负责人由蒋介石直接任命，负责与驻留东北的苏军交涉接收事务，表面上具备便宜行事的空间。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委员会的人员则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选派，以技术官僚为主，非党部高级干部参与其中（齐世英，2010：170）。如表3、表4所示，东北籍官员在13位地方行政首脑中占了9席，而技术官僚则占了二分之一。而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这4个直（院）辖市，其市长人选皆有较强的专业技术背景与长期从事经济建设事务的经历。以技术官僚为主的人事特点决定了国民党始终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来处理区域内工业资产。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军政组织的人事安排中，地域常被视为党派斗争的关键要素（金以林，2016）。然而，在接收东北的人事布局中，国民党高层有意规避了军队和党部中随迁东北籍元老掌握实权的现实，将他们以宣慰使的身份选入政治委员会，赴东北参与接收。东北行营主任的人选最初拟定由与东北关系深厚的沈鸿烈担任，但因苏方拒绝与奉系东北军牵涉过深的人员参与接收，最终改由熊式辉担任该职（熊式辉，2010：293-294）。由此看来，东北接收人选的确定既由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决定，更早已深陷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之中。东北行营的组织架构分设政治和经济两块，其中既有对东北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斟酌，亦有避免东北行政体制迥异于关内的考量（黄家廉，2010：22）。然而，该组织形态具有两重张力：一是接收中的多头分工使军政与经济间容易产生冲突；二是区域一体和关内关外一体背后的“块”与“条”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尽管随着苏军的撤离，第一个紧张——主权接收和经济复员之间的紧张——暂时被化解，第二个矛盾——即保存东北工业体系完整的目标与区域经济秩序的恢复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并在战事的催化下，使国民党的接收走向失败。（二）战和之间：“行”不通的经济复员方案（1946年1月—1948年初）
1946年春，苏军自南向北撤出东北全境，国民党开始加速推进以工业复员为主的经济接收，该事项同时由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委会）与统管战时后方重工业的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负责，以张嘉璈、孙越崎等为代表的技术官僚是主要力量。国民党经济接收的基本策略是接管交通线周边的大城市，同时对区域产业进行清理和重整，其占据的“南满”地区既包括长春、四平、沈阳、鞍山等交通枢纽及大城市，也包括了伪满搭建的重工业体系中的绝大部分产业。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各地复员任务繁重，资委会打算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生产能力来促进关内的建设，但这个设想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首先，战后东北的工业设备（尤其是军事工业）曾被苏军大量拆卸，据称这导致待接收工矿企业的生产能力仅剩20%，大部分厂矿已处于停工状态。其次，苏军司令部发行红军票以抵扣出兵东北的军费，同时流通的还有日据时代的伪满钞、国民政府发行的东北流通券等，多种货币流通加重了区域经济的混乱和国民党经济接收及工业复员的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要想南部地区的经营有所成就，其关键就在于有效地承继区域经济的体制遗产：一是解决交通运输问题，保证工业体系内各部分的配合；二是以财政拨付或引入外资的方式，保证足量的资本投入复工复产中。工业复员既是对区域经济秩序的重整，也是对社会秩序的安顿。因此，尽管面临工业破败的局面，时任资委会副主任的钱昌照还是表示，“若将剩余基础，善加利用，前途仍有可为”。资委会对东北工业的整理提出了四项方针：一是关内关外打成一片，以整个中国的需要为前提；二是改变日本在东北的掠夺性生产，重视长远利益开发，以免资源浪费；三是重工业必须与金融、交通、农业及一般轻工业部门竭诚合作；四是动员、输送关内优秀人才去东北工作，并就地设立专科及职工学校，培养技术人才。据统计，资委会自1946年9月开始接办东北各事业后，在数月间拨供东北各业修复设备、恢复生产的资金占该年预算总额的29.9%；而从产量上看，1947年上半年，电力、煤炭、钢铁等部门的产量相较接收时确有大幅提升。
然而，局部的复工复产并不意味着东北作为工业区的复员，东北的区域经济特点决定了交通才是工业复员的关键所在。早在1945年冬，资委会在北平召开钢铁生产会议讨论鞍钢公司的生产计划时，认为“成败所系均在运输”，车辆不足是运输的最大困难。增产车辆需要钢铁，钢铁生产又离不开煤炭。而东北既有煤铁，又可制造铁路机车，日据时代对区域整体所进行的产业开发使上述工业链条在东北显得尤为明显和重要。例如，资委会尝试接收伪满时设立的“满洲车辆株式会社”，就是因其兼具修理和生产业务。然而，机车生产的钢铁须由鞍钢提供，电力由抚顺供给，货车所需木料则因北部地区属共产党管理，因此须从吉林购买，而后又因木料被征作防御工事只能改装钢边。尽管困难重重，1946年底，该厂还是成功设计生产了三辆机车。但千辛万苦生产的机车和货车因为主管运输的交通部无意购买，只能全部闲置于工厂内外。资委会竭力复工的成果交通部却并不买账，这源于国民党组织设计上的张力，即区域接收组织与行政院体制之间的条块冲突。工厂复产由资委会负责，而机车订购则属于交通部的业务。尽管资委会归属行政院，但其财政自理自支，而交通部订购则需财政部出面，二者在财权归属上的区分使购买程序变得繁琐。此前，资委会原本因财会制度的独立性而在战时物价不稳的情况下仍可顺利推进内部的生产事业，但在战后东北接收机构繁复的局面下，工矿复产与工业复员间的配合难度不断加重。而战后东北的特殊币制又强化了上述条块冲突。战后初期，张嘉璈提出发行东北流通券，其本意是为了防止关内的通货膨胀影响东北经济。然而，在国共大范围停战但小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南部地区陷入“交通不畅、工业破坏、生产萎缩、贸易不振”的局面，导致“财政收支因庞大战费的支应失去平衡”，通货膨胀不断。东北流通券不与法币互通意味着东北要独立承担军费，“东北经济的藩篱变成了堤坝，限制了东北经济面临崩溃的淤积的外泄，加速了东北经济的垮台”（黄鸿森，1948：11）。与此同时，东北经济的动荡催化了工业复员与军事作战之间的矛盾。在1946年初苏联开始撤军后，剑拔弩张的国共两党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居中调停下，于6月达成停战协议（杨善尧，2017）。然而，四平战役让苏联对国民党控制东北全境以及美国直接介入东北亚的可能性深感忧虑。因此，斯大林自7月开始以“干涉中国内政”为由公开反对调停（郝江东，2018）。年底，美苏基于《雅尔塔协定》的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事重启。随着1947年春夏东北战事的升级，“（国民）政府的钱大多用于军事了，答应拨付经济复员的资金成了空头支票，如画饼充饥”（张高峰，2018：120）。战争一方面加速东北工业体系的分裂，一方面则强化了国民党组织体制中条块间的张力，促发了军事对经济的挤压。
在区域内局势的摇摆变化中，国民党以接收大城市和铁路线为主的策略放大了其组织体制的软肋，加剧了军事与经济间的紧张。一方面，各地的战事开始，除了“五十万国军吃穿皆由地方负担”之外，大批国民党的接收人员全部集中在长春、沈阳两大城市，其吃穿用度皆由财政负担。但与此同时，东北南部工业复工复产受阻，城市内淤积了大量失业人员和躲避征兵摊派而从农村逃到城市的人。补给紧张的军队就地在城市内征工征料，挤兑了工矿复工复产的空间。在战时状态下，接收东北大工业城市非但未能如资委会所想的那样，能够为关内其他地区和产业部门提供助力，反倒构成了财政上的巨大负担。综上，国民党的工业复员是在变动的区域局势中展开的，摇摆于战和之间的局面使国民党组织体制中的条块矛盾逐渐暴露。而以东北南部的工业城市和铁路区域为中心的接收政策，更加重了区域内政治和军事的财政负担。四平战役后，国民党攻占四平、长春，中共退守到松花江以北。此后一年间，国民党虽然在军事实力上优于中共，但一方面受马歇尔调处的牵制，另一方面因军队补给线过长，两党总体维持着隔松花江南北对峙的局面（杨雨青，2018）。然而，1947年夏秋之际，中共自北向南接连发起攻势，蒋介石以陈诚替换接收表现不佳的熊式辉，统辖东北地区军政大权，但仍无法解决国民党接收东北的结构性困难；1948年1月，东北行营取消，卫立煌受命指挥对中共的作战（陈方南、陈学知，2003），此时的东北彻底沦为战区，国民党的接收不仅完全让位于战争，而且成为战争动员中巨大的负担。和国民党类似，中国共产党不仅极为重视东北的战略地位，也在战后初期出现了接收路线的内部分歧。在迫于苏联的政治压力而退出南部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后，中共也被迫调整接收方案。国民党部队在四平战役后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中共只好退居北部开始根据地建设。不过，正是由于在土地改革中对动员策略的调整和贯彻，中共在北撤后反而发挥了组织体制中的长处，利用一元化领导在战时的组织优势，既实现与日据时期经济遗产的初步对接，也为中共得以在战事向南推进的同时顺利地由农村走向城市打下基础。中共在被动和陌生的处境下无意触及了区域经济运转的核心机制，并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能，这成为东北接收转折的关键。
（一）发包与下沉：中共接收的组织与策略
尽管在中共七大召开时，党内已经就“建设东北根据地”一事达成共识，但毕竟东北地域广阔，民情复杂，加上与关内隔离十余年之久，其工业区的特性对中共而言较为陌生。作为区域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东北局在换帅之后理顺了区域内的军政关系。中共为了解决路线上的分歧，在东北局与中共中央的互动中给予前者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这个结果与东北局的人事构成和中共在战争环境下形成的“发包”的制度逻辑有关（应星，2020b）。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地缘政治还是在中共的建政方略中，战后的东北都不同于以往依靠武装斗争而在边区立足的根据地。在东北，中共一方面要解决战争环境下的动员与兵粮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克服根据地开辟过程中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张力，进而搭建起由战时转向建政的有效机制。因此，中共在接收东北时的组织特点不同于国民党以军事委员会与行政院体制为基础的科层制，而是发包式的。一方面，中共先后调配了10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赴东北参与接收，这些干部都曾历经革命和战争环境的考验，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东北局确定了“一切为了战争”的目标后，中共在延安根据地时期确立的党政军一体的组织原则可以直接用以处理东北复杂多变的地区事务（见表5）。
如前文所说，国民党在接收之初以政区规划战后东北，因而先行组建起区域内军政机构和九省行政班子。与之相反，中共在东北早早建立起区域内的党组织和军事组织系统，而同级政权组织的建立则一波三折（范晓春，2011：41-43）。政权建设的滞后与区域内战局变动迅速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以动员为核心的根据地建设方案意在通过土地改革发动民众，以建立巩固的后方，支援战争。因此，中共在东北首先面对的组织难题是如何在“分散”的处境下实现有效的动员。东北有别于以往根据地的两个特点对其接收而言至关重要：一是东北身处国境地带，二是地域辽阔。前者决定了中共可以选择邻近苏联的北部地区作为其战略后方，以土地改革动员群众，促进生产，以解兵粮之忧，这是中共的优势所在；而后者则决定了中共在军事处于守势的条件下，作战、土地改革和复工复产等皆要实行分散的策略。而对东北的整体接收最终必须面对城市及其产业的治理问题，因此，搭建由“各自为战”向“区域配合”的转化机制是中共接管东北要克服的核心困难。四平之战后，国民党在军事上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于1946年10月倾其东北主力军约十万人分三路作战，中共部队在南部的处境岌岌可危，是否要放弃南部成为事关根据地建设全局的战略议题。在南部部队意见分歧愈演愈烈之际，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分局并由陈云主持工作。12月初到任后，陈云先是在“七道江会议”上以战略重要性说服南部部队（彭嘉庆，1982）；随后，在1947年4月2日致高岗的信中，陈云指出，“八年抗战，敌对我军基本取守势，我军协同的需要不是很大；十年内战时，各战略区既无配合的可能，更无此习惯；今日之内战，则完全有配合的必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a：615）。三个月后，在出席“南满”分局直属机关纪念“七一”大会时，陈云又就东北形势与任务以及少数干部闹情绪、搞本位主义等问题发表了讲话，强调此乃东北军事和财经的关键问题。本位主义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统一领导”与“分散经营”的平衡，对本位主义的克服将成为中共从城市转向农村后另一个组织体制的关键突破。（二）统分之间：“接”得上的土地改革、财经与城市工作（1946年3月—1948年11月）
不同于国民党的接收组织及行政人员都集中于城市办公，东北局在统一思想后，派出众多高层干部分赴各地的广大农村地区领导根据地建设。张闻天率先于1945年底前往合江开展土地改革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于1946年1月致电中共“北满”分局，就土地分配的对象、标准及方法提出意见。据此，东北局于3月20日公布《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要求各地迅速对日据时代集中的土地妥善分配，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以利春耕。5月4日，中共中央针对解放区土地问题发布指示，其要点有三：一是在“减租减息”之外增加了“反奸清算”一条；二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运动须取得大多数农民的同情和满意；三是强调不可用“包办代替”等方式分配土地，须充分发动起农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42-43）。“五四指示”中的三个核心要求直指东北早期土地改革面临的三大困难：一是匪患严重，部队作战任务重，农村缺少武装力量；二是战局未定，农民对中共信心不足；三是各地情况殊异，基层干部的工作方针及其效果在短时间内难以确立和保证。上述困难主要与日据时期的制度遗产有关。“北满”地处国境线一带，与伪满末期以充实国防为目标的移民目的地重合。日据后的东北农村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经济商品化程度很高，这源于伪满当局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而后配给食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统制手段；二是土地集中程度高，这与伪满当局为推进其移民计划而大量兼并土地有关。上述特点决定了中共要想在农村扎根，一是要维持“粮食—必要工业品”这一农村经济的基本交易链条；二是要以恰当的方式分配土地，并帮助贫雇农保住土地，使其在生产中有利可图。东北农村特殊的经济形态及土地状况使抗日根据地时期以“减租减息”为主的土地改革经验在东北“水土不服”，加之土地改革初期恰逢春耕生产在即，分地问题迫在眉睫。东北北部地广人稀，而中共干部人手有限，土地改革只能分散进行。为此，中共一边精简机关内的人员，以“工作团”的形式下乡开展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一边动员农民组成农会，它既是中共领导下的农民组织，又是地方武装组织。此外，张闻天还总结出“以点带面”的群众工作方式，要求工作团锁定重点村屯、发掘重点积极分子、突破重点工作环节，以迅速完成初步的土地分配，发动斗争。然而，被动员下乡的干部们面对情况各异的村县，既无经验可参考，也无法即时通讯，分散方针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主要表现为：以支援作战为首要目标的早期土地改革，在现实推进中始终要面对“煮熟饭”和“春耕在即”之间的矛盾。前者指干部不得以包办、命令的方式完成土地改革，而是要通过较长时间的艰苦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后者则须在短时间内解决土地问题，以便收买粮食，支援作战。1947年春，第一阶段土地改革结束，动员不足和工作团包办的情况十分普遍，“半生不熟”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为解决此问题，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目前春耕工作的指示》称：“土改不彻底的地区（即半生不熟地区），有的农民不知自己的地分在何处，应急速派人确定地界，确定其所有权……在领导上，须抓住春耕是当前工作的中心，机关部队要动员起来，造成一个群众性的生产热潮”（转引自穆欣，1990：249）。土地改革对中共而言是动员的重要手段，而东北北部作为中共兵粮的基本来源，满足农民对生产生活的现实要求在东北尤为紧迫。在经过分地、春耕后的东北农村，粮食的出路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对于中共的组织来说，土地分配、反奸清算、动员春耕、粮食收买等行动都可以分散进行，但是粮食的运输及贸易则需要统一的领导和计划。在日据时期遗留的区域经济分工中，北部是农业区和国防区，盐和布都需要通过进出口贸易经南部运输后再进行配给，而在南部的城市和铁路沿线都由国民党把持的情况下，与苏联进行贸易就成为中共破局的唯一途径。对苏贸易主要由东北财经委员会负责，以此为契机，王首道、叶季壮等一批财经干部将“统一财经工作”提上日程。不过，尽管高层的中共干部们意识到统一领导财经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但他们仍面临两大现实困难：一是各地怕“统”的心态，因为在战时“分散”的方针下，产业多依靠地方力量辛苦经营，而非财政支援；二是高层干部有“统”的意识，但缺少“统”的经验。以北部各省1947年的购粮总结来看，中共在掌握粮食产量、调配购粮物资、运抵边境交付等一系列环节上，均未能实现统筹。由此看来，粮食贸易对“统”的动力仍是不足的。伴随着中共自北向南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财政统一的工作才真正取得进展。事实上，中共以往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是“军事打开局面，土改发动群众，最后是建设”（王首道，1988：485），东北也不例外。自1947年夏季开始，陈云和李富春等人多次强调，“东北的财经工作要适应解放区逐步扩大的现实，由分散走向统一”。城市及其工业的经营对中共的统一领导提出了刚性的要求，这既有别于土地改革的“分散”方针，又与军队作战的“游击”思想不同：“就领导来说，农业生产主要在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提出正确的号召，具体工作实际上都落在省以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肩上，而工业生产则需要财经委做具体细致的工作”（王首道，1988：502）。军队作战与农村土地改革可以分散、独立地推进，而“工业生产与经济建设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王稼祥，1989:369），仰赖的是有组织的计划与分工，要求集中统一的领导。在收复城市初期，军政干部们注意到军队和机关大部分人对城市的认知并未由“占领”转为“接管”，进城部队与机关干部各取所需的做法，对城市经济破坏很大。东北军区和东北局根据罗荣桓和李富春的意见，先后于1948年5月和6月10日发布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城纪律守则》和《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反思过去两年间东北根据地建设中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一再强调城市与财经工作中“统一领导”和整体观念的重要性。概言之，土地改革与军事作战对接管城市和财经工作构成困难之处在于前两者以结果为导向，其虽有指导性原则，但重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需通盘筹划；而后者以秩序为目标，既要统一计划，又要分工配合。就此而言，由“分”向“统”的转化乃是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关键，也是中共接管东北的成败所系。
对中共来讲，接管城市首先并非对城市及其产业的治理，而是新一轮的组织动员和集中化的过程，在人事上的连续性和组织上的新创制使其较为顺利地由农村走向城市。随着中共在战事中由守转攻，陈云在1948年6月由东北南部重返东北局主管财经工作，提出要将经济提升至与军政同等的地位。同年11月，东北局组成了以陈云为主任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负责接管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沈阳，力求避免此前接管城市中的混乱。东北局就地抽调了东北各大中城市及其区县连同东北区一级的干部共计4000余名，负责接管工作。陈云提出“自上而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办法，军管会则以“统一领导下的多头负责”为原则配置干部：财经干部接手经国民党整理的四大工业系统，并尽快恢复生产；地方干部负责接收与民政相关的行政系统及其旧职员，负责组织登记和事务移交；军队干部则被分派至各厂矿和企业任军代表，仅有物品保管之责，而无处置之权。而与之相对的，国民党以技术官僚为主的复员方案，在三年间三易区域最高军事统帅的情形下艰难推进，而熊式辉、陈诚、卫立煌的人事任命，则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战后东北经济复员空间的逐渐窄化，即便由精干如张嘉璈、孙越崎等人负责，东北复员也是举步维艰。或许可以认为，在类似的地缘压力和内部分歧的情况下，国民党的组织体制是“自我衰竭”，而中共则走向了“自我强化”。在经历了退守城市周围建立根据地和在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间迅速收复诸多中小城市之后，中共才最终启动接收大工业城市沈阳的任务。这个进程既放大了中共的动员强项，也迫使其解决分散动员和区域协调的难题。比起由边区割据直接走向接管工业区，中共通过回应东北农村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特点和大规模支援作战对“统一领导”经济的要求，为其接收大工业城市奠定了组织、人事、观念的基础，并在区域特性的推动下逐步实现了组织上的更新。由此，接管沈阳对中共而言是区域而非城市意义上的战略环节，它不同于城市史研究者所言及的对单个城市的接管及治理，而是一次政权组织内部的重要整合，也意味着整个东北工业区在城乡结构上的打通。正因如此，中共方可在解放区自北向南不断扩大的同时，搭建起由“分散经营”向“统一领导”的军政转化机制，初步实现了在区域内建政的组织目标，率先重整经济并开展工业建设，进而以继续支援全国战争为目标，推进东北由工业区向政区转化。结论与余论
本文比较了国共两党对东北的战后接收方案，意在以此为棱镜，分别折射出两个政党关于建设中国方案的差异。东北地区在近代史中的特殊位置，使其拥有强势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遗产。其中，日据时代的遗产构成了潜在且长期的束缚，而以苏联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构成了明显的障碍。本文试图证明，接收方案并非自日本投降开始就由政党的组织原则确定，亦非注定成功或失败的。相反，战后接收的实际走向并非政党高层能够预见的，当中经历了相当多的波折。换言之，政党组织原则的运作既非顺势而为，也不是刚性的，而是具有丰富的能动面向，而本文着力呈现的组织体制就可视作组织原则嵌入区域政治经济传统的结果。
具体而言，在国民党接收东北前期，张嘉璈曾多次对蒋经国表示，希望“经济合作”的事项能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同苏联政府交涉，但蒋介石一直坚持将此事限制在东北区域内解决。军事进展与主权接收、建国建政皆联系紧密，东北“前方”的军政动向和经济复员皆受“后方”牵制，熊式辉在其回忆录中屡屡表露出“东北行营毋宁为按照中央旨意办事的空壳组织”之意（转引自林志宏，2016：87）。而国民党内部“武主文从”的组织特点（王奇生，2007）以及蒋介石本人对战事的直接插手，都加剧了区域接收与国民党实现“主权国家”战后复员间的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后续的接收及复员中，始终未能解决两个结构性的困境：首先，东北工业体系的运作机制是以农补工，其运转的核心在于交通，因此资委会在交通不畅的情况下，根本无力完成重工业的生产任务，只能完成局部性复工；其次，军队及行政人员始终固守城市，在战事严重时，兵力和物资的补充直接挤压了工业复产的空间。换言之，国民党在东北接收时更重视经济基础的表面，忽略了东北的工业遗产背后有一个接近于军管的统治秩序。由伪满所奠定的统制经济在东北的有效运转是以军政间的配合为前提的，这是东北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最重要的制度遗产之一，而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中显然不具备延续这种统制经济的手段。虽然因苏军的撤离，东北主权问题得以解决，但工业复员的计划因经济不振、铁路不通而无法推进。等到战事紧迫后，军事挤兑经济恢复的空间，条块冲突加剧，东北由政区转为战区，国民党的接收计划也以失败告终。
与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路径相反，接管城市是中共接收方案中最早放弃也是最后实现的计划。尽管早在中共七大时，彭真、陈云等人就已对“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做出过设想，但在美苏的先后介入下，中共实际上未能由边区径直迈入东北的大城市，而是在北撤至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后，才重返南部的工业城市。
中共看似与日据时代最重要的工业体系擦肩而过，但在北部土地改革开启的农村经济建设和动员中抓住了东北制度遗产另一深藏的核心——以农补工的城乡结构。不过，前期的土地改革和支援作战等工作都是分散进行的，高度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在战时状态无法达成，粮食贸易对统一领导财经工作的要求就成为亟待解决的组织困境。中共是在接管东北南部大工业城市的过程中逐步克服这一困境的。随着接管城市工作的推进，工业发展承接了伪满时期农业工业相互配合的结构，而土地改革打通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结构性交流的渠道。由此一来，这既可以和日本的经济区域布局对应得上，也实现了组织上的升级。简言之，中共在接收东北过程中的特殊创设在于由北向南打通了城乡关系，即先安顿好农村再走向城市，并在此过程中克服了长期存在于土地改革与作战中的本位主义倾向，实现了政权在区域内的统一领导。
就此而言，战后东北不应被视作革命时期的农村根据地，反而借由特殊的地缘特点提供了将城市及其工业纳入新政权建设的历史处境和驱动力。新中国成立后的行政大区制即以东北地区为雏形，以此迅速完成全国范围内各战区向政区的转化，中共也率先由东北开始政权和经济建设，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总的来看，本文对战后接收所展开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将城市接管作为中共建政核心议题的讨论。同时，通过与国民党的比较，揭示出中共一元化领导体系的优势所在：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对东北局作出明确指示和东北局内部思想统一后，全党上下贯彻共同的接收路线；另一方面，在面对多重任务和战时状态的情况下，一元化领导之下存有自主空间，中共干部得以迅速回应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区域内的制度遗产。这一具备“统”“分”两重性的政党组织原则使得中共在走向全国执政的过程中，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最行之有效的行动策略。